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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论中西文明（第2页）

池田：想一想国际社会中的中国立场，以前那样推迟恢复北京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硬使中国陷于孤立，责任完全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家。让中国本身负此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哪个国家多少都有这种倾向，特别是中国，对自己接受席位的性质极为敏感。由于战后四分之一世纪里遭受到不合理的对待，所以对新获得的席位是否正当地评价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极为重视这一原则的。

总而言之，中国大概对作为西欧化结果的美苏两大强国统治世界，感到难以忍受。当然法国或者英国对此大概也抱有强烈的反感。然而这些国家似乎能够顺应现实，采取妥协性外交上的灵活策略。比起这种妥协来，中国似乎坚持原则的色彩更为强烈。

我们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表现的态度上也能看到，如果不安排好符合这一原则的席位，中国可能宁作国际社会的孤儿。他们有决心一直等到获得正当的评价为止。尽管如此，随着中国回到国际社会中来，今天对全世界的动向将会产生很大影响。

汤因比

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

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

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作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虽说是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争。然而到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纪元前二0二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

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

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或者朝鲜人？

池　田

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您这一说法，在考虑今后世界问题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汉高祖刘邦对中国的重新统一，作为历史功绩是应该给以高度评价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刘邦的成功，大概不能不说是因为有他的前任秦始皇的错误教训。就是说，秦始皇的确在确立长期统治体制上失败了，但是由于秦始皇用强权把在法律和习惯上地区各异的分散的中国统一起来，这就使刘邦确立统一的政权成为可能。没有秦始皇，这一任务要由刘邦自己去完成，那时刘邦的角色也许就要由别人扮演。

不论怎样，中国也是用强大武力完成统一的。后来，虽也有由儒教的伦理和天子这种理念上的象征来维持统一的一面，但中央政府掌握的军事力量一旦削弱时，国内就曾几次陷于分裂危机。

因此，我想说的是，今后世界统一应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作法，可能是要采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其说哪里是中心，不如说哪里表现出先锋模范作用。我个人认为欧洲共同体的尝试，大概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楷模。

即或需要时间，我希望还是一定要促其成功，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汤因比曾在1929年11月16日，从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并在北京逗留了半个多月，然后赴上海。汤因比在南方感触较多的是中国的革命，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但他似乎只认同改良，对革命造成的恐怖与毁灭心有余悸。他并不喜欢上海，虽然英国当时在上海有着很大的利益。在南京他有机会接触国民政府里的高层，但看不惯这些官僚“蔑视过去、鼓吹当前、迷信未来”的嘴脸。他指出：“在相互对立的政府、党派、军阀的争夺中，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并非因为用武力取得了统一，而是因为赋予了人民其内心深处最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汤因比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寄予了同情，对把人民作为愚弄工具的南京政府及其执政党非常失望。

汤因比作为致力于文明史的“总体历史学家”，很重视把中国及其文明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他不仅对比了中日，还非常罕见地把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与1928年恢复统一的中国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是：“目前，土耳其人与中国人似乎交换了彼此的传统角色――土耳其人在学文化，而中国人在相互厮杀。”关于中日，汤因比说在民族性格上，日本人更尊重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而中国人对历史遗迹一般采取漠然甚至恶意的态度。他说在北京听到一些曾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喊出“砸烂旧北京”的口号，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旧都城已无多少荣光留存的根本原因了，对此他表示“痛心疾首”。

汤因比在中国之旅30余年后最终完成的《历史研究》有多处谈到中国历史与文明，在“中华文明停滞论”尚甚嚣尘上之时，他却特别关注中国文明向现代化或如他所称“西化”的转型，这与他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应有较大关系。6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问他若时光可以倒流，他愿意出生于何时何地，汤回答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在公元元年出生在欧亚大陆交汇点。那时古埃及文明、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在这一区域汇聚并扩散全球。”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他说，西方文明在创造惊人的物质财富时，却因其不可遏止的活力与破坏性，将整个人类社会绑上了高速行驶的列车，固有资源的消失或减少，使人类进入了充满矛盾和焦躁的半荒漠时代。在现代世界，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充满了极大的不稳定性。没有人会否定，这种状况越来越糟糕。

而中国文化，以其几千年来大一统社会，而其文明和社会却以其固有的稳定性，被汤因比，这个人们冠以“智者”的当代伟大历史学家，视为一个奇迹。

中国正在走向灭绝。以下任何一个原因就够了：1。环境的普遍污染；2。有毒食品泛滥成灾；3。计生政策消灭主体民族的基因组。人口的数量质量同时下降；4。贪污腐败盛行。

梁启超：摆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走投无路掉进市场经济的陷阱

所谓自由贸易，就是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商品的流通，从中赚钱。所谓自由市场，就是既然市场具有此种需求，就应该允许商贾将相关商品流通到这个市场来，通过满足这种市场需求而得利，不可设置人为的阻碍。

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运作中，政府不应该干涉，应该放手让商贾经商牟利。

所以，当咱们西方人到中国来做生意的时候，你们政府不能干涉，如果干涉，就是破坏自由贸易原则，就是损害自由市场的利益。

西方殖民者用经济手段进行财富掠夺时，在掠夺地区所遭遇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以主权国家名义出现的政府的保护。自由贸易理论就是极力排斥国家因素和政府因素的学说，这实际上是排除各国主权或傀儡政权对西方殖民掠夺抵的制。

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理论虚构了商业中政府的缺席，我们看看在西方人自己的商业运作中，是不是排除了政府因素。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颁给东方贸易特许状，也就是赐予它们在东方世界的贸易独占权，其他英国公民若是敢在这个领域从事贸易，货物一律没收，没收所得一半归王室，一半归东印度公司。这种特权就决定了它的经营模式跟“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没有关系。女王还赋予东印度公司制定法律、受理行政和建立贸易据点及军事据点的特权。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据点发展为殖民地，它们以印度为基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南亚地区进行殖民，这个公司实际上成为一个殖民政府机构，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跟商业的关系，其实就是政府跟商业的关系，而不是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商业”。

颇为讽刺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所做的头两笔生意，都是抢劫。他们在接近好望角的时候，遇到一艘葡萄牙商船，于是将其洗劫一空。船队到达印度尼西亚之后，又有幸遇到一艘葡萄牙大型商船，船上载满了印花布和手工艺品，英国东印度公司果断地将所有货物填满了自己的船舱。

欧洲在发展资本主义贸易的过程中，前期的海盗抢劫和后期的殖民抢劫，是他们最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单是西班牙从美洲劫掠的金银，就使得欧洲的金子增长了五倍，从50吨发展为300吨；银子增长了十四倍，从700万吨发展到1亿吨。

西班牙政府规定，只有西班牙船只才能承运美洲殖民地的货物，金银贵金属尤其如此。大量英国海盗专门劫掠西班牙船只，其中有的海盗跟英国女王合伙经营，女王参与分赃。英国海军就是在海盗船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跟英国女王合伙抢劫的海盗被女王任命为海军司令。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第一次出海远航的船队所选择的船长，就是一位名满全国的大海盗兰卡斯特。

在英国人控制印度洋航道之前，这里曾经是葡萄牙海盗的一统天下。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洋之后，发现印度和中国都如此富裕，他们自己则穷得叮当响。他们根本没有钱购买这里的商品。他们只好发展海盗抢劫的技能，向自己能够涉足的地区和航道收取保护费，也就是职业强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武装贸易”。武装贸易的含义就是抢劫。

英国能够从葡萄牙人手里拿下印度洋航道的控制权，非得抢劫能力胜出一筹不可。而在葡萄牙人、英国人控制印度洋航道进行武装贸易之前，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先后控制印度洋航道一千余年，此间这一带一直是和平经商、和平航行，完全不存在武装贸易问题，也不存在保护费问题。由此不难推测，欧洲人为什么发展起资本主义——这跟**裸的抢劫密切相关。

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其理论支撑是经济学上的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名称就是抢劫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