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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创立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的智者大师（第3页）

四、十余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兴，谬课庸虚，沐此恩化，内竭朽力，仰酬外护。若丘壑念起，愿随心饮啄，以卒残年。

智顗所提四个条件，第一个是说他虽然拥有禅师的虚名，但实际上闻过其实，他不愿意给杨广传授禅法。第二个条件是他向来不懂世间礼节，请杨广在会见时不要强迫他遵守规矩。第三个条件是说他的责任是传教，即使到了扬州，如果有传教的需要，也不能阻止他自由行动。第四个条件是说他虽然很愿意为隋效力，但如果他想归隐丘壑，希望杨广也不要阻拦。对于一个不久前曾给陈国太子授菩萨戒的宗教领袖来说，灭亡了陈国的隋朝皇子又要他授菩萨戒，他不可能不产生心理上的矛盾。他完全能够意识到如果他答应了杨广的请求，他的精神领袖的作用就超越了国界。他于是向杨广提出了一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条件，尽量保持宗教领袖的个性。

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趋，彝教夙渐，福履攸臻，妙机顿悟。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笑止息于化城，誓舟航于彼岸。开士万行，戒善为先，菩萨十受专持最上。喻造宫室，必先基址，徒架虚空，不能成。孔老释门，咸资镕铸，不有轨仪，孰将安仰?诚复能仁本为和尚，文殊冥作阉黎，而必藉人师显传圣授，自近之远感而遂通。波仑罄髓于无竭，善财忘身于法界，经有明文，非从臆说，深信佛语，幸遵明导。禅师佛法龙象，戒珠圆净，定水渊澄，因静发慧，安无碍辩。先物后己，．谦挹成风，名称远闻，众所知识。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延，每畏缘差。值诸留难，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云雾，即消烦恼。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金城殿设千僧会，敬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宗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

杨广在申请受戒文中一方面表达他对佛法忠诚的信念和受戒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对智顗的佛教定慧修养大加吹捧，同时也告诉智顗，他将在公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扬州金城殿设千僧会，希望智顗在此日给他授戒。

智顗于是在他息泊匡山近二年之后，在他五十四岁时来到了扬州。七掉步荆湘寻觅法眼

公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广如期举行了千僧会，智顗于内第躬传戒香，授杨广律仪。他说：“大王为度，远济为宗，名实相符，义非轻约，今可法名为总持也，用摄相兼之道也。”杨广你既然受了菩萨戒，就应该名实相符，不要轻易地对待这场戒仪。现在可给你取法名为“总持”，希望你在日后行为中信守菩萨戒律。杨广并没有把智顗所说的话放在心上，令他高兴的是现在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政治目标，他用柔弱的一手把南方宗教领袖拉了过来，取得了依靠武力难以达到的政治效果。在授戒之后，他施送给智顗的礼物就有五六十种之多。

但智颉却没有忘记他出山前所提的条件，一授完菩萨戒，他就提出要回到荆楚，杨广当然不愿意他离去，致书挽留，书中说：

爰逮来诲，须往荆楚，辞致首尾，仰具高怀。但祗禀净戒，事成甫尔。宿者凝滞，匪遑谘决。闭梨和尚，经称胜田。种子虽投，嘉苗未植。方用心形，永伸供养。庶凭善诱，日洒尘劳，凡厥共缘，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运，利益弘多。如来化导，何必止还天竺，菩萨应变，本无定方。深愿坦然，以虚受物，迟延展礼，面当谘逊。意思是说，我刚受戒，你就要离去，譬如种子刚投到田里，禾苗都没长出来，播种的人就不加管理。戒师您是佛法权威，我正打算留你长住，向你请教，怎么能这样快就离我而去。况且菩萨应变并无固定的方位，如果如来一定要在天竺化导，亦不必到处传播他的佛法。我认为您老还是应该“虚己受物”，心怀坦然，不要再存芥蒂。

智颉大约在公元592年三月开始从扬州向荆楚进发。他首先回到了匡山。在回匡山之前，智顗就曾经向杨广介绍了匡山的禅寺情况。他说：“江州匡山东林寺者，东晋雁门慧远法师之所创也。慧远是弥天释道安的高足，道安是大和尚佛图澄的弟子，三德相承，就像太阳、月亮和星星一样。他们都是佛法栋梁，不可思议的杰出人物。慧远在东林寺同耶舍禅师修头陀行，德布遐远，声高云汉。此外还有庄严寺、峰顶寺，都是佛教名胜。我曾经在东林寺息泊，在峰顶寺修行。此处风景，真是美不胜收。但山下的伽蓝与驿道相距太近，来来往往的人群把伽蓝弄得非常混杂。我想请您做东林、峰顶两寺檀越，并请下令禁止官民在寺庙停泊。”当时杨广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分别致书匡山极暄法师、禅阁寺、峰顶寺僧众。智顗到庐山之后，杨广又于当年七月派人探望，一方面表示对智顗的思念，另一方面又送上法衣六件，盐一百斛，米一百斛。智顗在回信中，勉杨广以法事，过了夏天，他就往衡山而去。

八月，智顗到了衡山。衡岳是他的业师慧思最后息缘之地。陈太建九年（577），这位禅师从山顶下来，住半山道场，大集徒众，劝勉勤修法华、般舟三昧，语极苦切，六月便卒于南岳。智顗到衡山时，慧思已去世十五年了，在这里，智顗勾起了对业师深深的怀念，同时也使他在业师的遗像面前更加感到传灯的紧迫，他不能辜负业师的期托，不能让师传在他身上截断流传。可能是在这时，他向杨广提出了为他的业师写碑颂的要求，并得到了杨广的蒙许。

十月，智顗到了潭州。杨广的特使也随之而到。杨广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书信中说：“岁聿云暮，寒气殊重。禅悦经行，愿常安乐。弟子顺来，每多劳疾。但睽觐稍久，唯用倾结。仰度所营功德，己当究竟。今遣左亲信伏达奉迎。”杨广说，现在又到了冬天，我想你所经营的功德应该圆满了，请您回到扬州。但智顗不加理睬，他往荆州进发。

十二月，智顗到了荆州。这是他自公元555年离开故乡后第一次回来，其中相隔整整三十八个年头。智顗回到荆州，“道俗延颈，老幼相携”。他在这里竭力宣传佛法，试图以此来报答故乡对他的养育之恩。

七月二十三日，杨坚敕给荆州玉泉寺额。敕书中说：“皇帝敬问修禅寺智顗禅师，省书具至，意孟秋余热，道体如何?熏修禅悦，有以怡慰，所须寺名额，今依来请，智邃师还，指宣往意。”意思是说，我批准你在荆州当阳造玉泉寺。你的徒弟智邃回去后，会把我的意思向你说明白。杨广在京期间，于九月二十四日也遗书问好。

玉泉寺从八月开始修建，大约到开皇十四年（594）春天就已基本修成。这年春天，杨广在问候智颉的书信中提到“玉泉创立，道场严整，禅众归集，静慧日新”。当时他决定于仲秋归藩，遂约智顗在夏天一过，就沿江而下，以便到扬州会见。但杨广旋即又跟父皇去东岳巡狩，“发自京师，言停洛阳，又止历下”，于泰山行柴望之礼。于是归藩之期推迟到了开皇十五年（595）春天。

智颉在荆州的活动并非事事如意。在他临死之前，他曾经回忆这段时期，如此说道：

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萌，不获增长，此乃世调无堪，不能谐和得所。

他的传教活动也许是官府害怕他聚众闹事而受到限制。但智顗在公元591年十一月扬州授戒到595年春的三年多时间里，毕竟在杨广的支持下，改善了庐山的环境，修建了玉泉寺。特别是他在三年之间屡屡违背杨广的意愿，但杨广仍然对他保持了持续的敬重，常常派遣使者问好和邀请。他慢慢地觉得可能他与杨广确实有佛教所说的缘分。他应该彻底改变心境，彻底超越一些俗念，好好宣传佛法，护卫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

但智颉在杨广身边并没有停留太久，他又提出要返归天台。杨广又一次答应了他的请求。智顗此次提出返归天台的理由是：“恐命不待期，一旦无常，身充禽鸟。”愿在有生之年，“安立僧徒”，垂为法戒。杨广从智顗的言行中看到这位宗教领袖已经完全调整了心境，已经真心实意地要为隋朝的政治服务，他要以佛教真理的追求和传播影响众生，保护国土，因而没有加以阻拦，十分爽快地送智顗回到了天台山。八天台归隐石城示疾

开皇十五年（595）九月，智颉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天台，这时他已经五十八岁。在他生命的晚年，他选择了天台作为安身之处，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他在十五岁时所做的梦境已经预示他必终于天台。实则是他三十八至四十八岁间天台十年的修禅生活是他一生佛教理论的辉煌时期。他曾经在这里沉浸在对佛法的哲理追求之中，并整理了他早岁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也许如果他不在585年离开天台，不陷入陈、隋之间的是非纠葛，他就不至于在十年之久的时间内保持不了对于佛教真理的极度专注，也许不至于使他在原有的佛教理论水平上徘徊。他觉得应该回到这块宝地，在这里镕铸他对于佛法的参悟。

智顗自585年从天台出山直到595年重新人山，整整十年陷入尘世是非纠葛是否值得，这是不大容易判别的问题。但智颉在这十年间，虽然理论上也许不如沉潜天台时期那么专注，而他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感触至少使他对于佛教的真理有了更加冷峻的了解。这些感触都体现在他晚年于天台传授或撰述的著作之中。

智颉在隋开皇十三至十五年间讲述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均由灌顶在天台整理成书。他对《法华玄义》似乎特别关注。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曾致书杨广说：“在山两夏，专治《玄义》，进解经文，至《佛道品》，为三十一卷。”同时他还请求杨广将他以前送给杨广的玄义及其它文疏，交他的弟子烧毁，只有这三十一卷《法华玄义》才是他呕心沥血的作品。《法华玄义》无疑是他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法华玄义》比起智顗早期在天台的撰述来有一些差别。如果说他早期重在传播止观并行的修行原则，主要是提倡一种创新的宗教修持原则，那么这时他的重点是要揭示佛教真理的具体内涵，特别是要解决缠绕着他整整一生的矛盾冲突，他必须从佛教的角度说明佛教最高真理到底与现实生活有什么本质的联系。从智顗晚年的结论来看，他是以一种高度的辩证法取消了真理与现实的矛盾。他认为真理就在矛盾之中，真理就是矛盾。他引证《法华经》最多的经文就是此经对于矛盾的令人震惊的销解。《法华经》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引申开来，“**房酒肆，尽是道场”。它告诫人们不要对一切现象包括对佛教的真理产生执著，应该以无所谓的态度放任事物的自生自灭。这些教诲也许使智顗产生了比早年初读此经时更加深切的共鸣，也许使他在回味他的一生时发现对于现实价值的一点点执著，就会使自己忧患俱生，就会使他发现他的忧患也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无能为力，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智顗从而也冷峻地宣告：在无论怎样叫人难以忍受的恶劣现实境遇之中，总是有佛教的真理照耀，真理就是依凭它而得以显现。

智顗的这种理论当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后来的人们指斥他宣讲了“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样极端庸俗的道理。确实，按照智顗的教导，人们不必有什么理想、有什么价值目标，必须安于现状。但智顗的理论也并不因此就是对现实存在的完全肯定。他号召人们在安于现状时也否定了人们对于现实政治价值的积极追求，最后还是要人们深深体会精神生活的意义，成为一个独立而又不危害他人的人，成为一个向佛教真理回归的人。

智顗实际上开创了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这个宗派人们称之为天台宗。《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被称为“天台三大部”，是天台宗思想理论的奠基著作。到此时为止，智顗可以说已经对梁齐之际的佛教理论方向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佛教界最有影响的理论权威。

生来所以周章者，皆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命尽之后，若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使愿法流行，以答王恩，以副本志。

他也希望杨广在他死后，“留心佛法，询访胜德，使义门无废，深穷佛教，治道益明”。

智顗在《遗书》中还将杨广所赠的莲花香炉、犀角如意回赠给了杨广，希望“德香遐远，长保如意”。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一是请将天台将废寺田，拨为天台基业，并修建天台大寺。二是希望杨广为业师慧思写好碑颂，三是请杨广继续任玉泉寺檀越主。在吩咐了这些后事后，智顗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入灭，终年六十岁。

智顗死讯一传开，在江南引起了佛教界的震动。道俗奔赴，烧香散花，号绕泣拜，如丧考妣。在石城让道俗尽敬十日之后，弟子将他殓人禅龛，送回天台安葬。

杨广自然也难免要有所表示。他完全答应了智颉的要求，并在天台山大兴土木，修建了国清寺。但事势的发展证明，杨广崇敬智颉，并非真心崇拜他的佛教理论修养，而是觉得智颉在江南宗教领袖的地位可以利用。智顗最后的岁月对杨广的真心实意的关切以及对杨广的较高评价有一大半是智顗的一厢情愿。他这位佛教高僧到底也没有摆脱和看透杨广政治手腕的迷惑。如果说杨广对他还有一点真诚的敬重，那也是杨广和常人一样，对智顗的禅法成就莫测高深。在智顗死后次年，他命令寺僧打开禅龛，看看智顗是否有灵异。打开的结果是智顗面貌如生。杨广还是不甘心，当他用尽手段，谋得太子地位，并取得帝位后，于大业元年（605）又命寺僧发龛，这次的结果是智顗尸骨无存。炀帝杨广派来的使者回去汇报后，杨广可能索然寡味。但他还是不能打倒智颉这块牌子，继续支持天台山的佛教事业，至于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再也不会对智顗这位和尚有所牵挂。智顗若是知道杨广最后会杀父夺母，最后会对他的尸骨是否有灵异这样感兴趣，不知道会怎样想。

总之，智顗终于结束了他多灾多难的一生，他在人情与佛法、感情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中对于佛教真理表达了他独到的认识。他好像找到了真理，但这种真理他自己掌握了几分，他似乎也没有足够的自信。他认为他只能生在五品佛位之中，还没有穷极真理。他给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