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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伊凡四世杂谈（第1页）

第五章伊凡四世杂谈

一与叛臣打笔仗

五封书信，一场君臣论战，成为俄国历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它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面貌，俄国发展道路上始终存在的矛盾取向，也第一次通过公开的书面争论展开了对峙。

在16世纪中期的俄国，曾爆发一场著名的君臣之争，争论的一方为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1530~1584），另一方为逃离俄国的库尔勃斯基（1528~1583）。1564年4月，担任俄国尤里耶夫（今爱沙尼亚境内的塔尔图）军政长官的库尔勃斯基突然逃往波兰控制下的立陶宛，此后不久，他给伊凡写来一封书信，在为自己的出逃做出解释和辩解的同时，也对伊凡的行为和政策发出了谴责。伊凡接信后"龙颜大怒"，立即对旧臣库尔勃斯基的"挑衅"做出反应，痛骂了对方的胆大妄为和背信弃义。接下来，库尔勃斯基又给伊凡写了两封信，伊凡也有一封回信。这五封书信，就是人们如今能够了解到的伊、库之争的全部内容。

"伊凡雷帝"和"叛臣"库尔勃斯基

伊凡四世的父亲瓦西里三世在1533年去世时，已基本完成了罗斯国家的统一大业，伊凡四世所面临的则是一个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绝对的专制制度的问题。而由伊凡四世来完成这样的使命，似乎是历史做出的一个恰如其分的安排。父亲去世时，伊凡年仅3岁，在他7岁时，他那位摄政数年的生母叶莲娜又突然死去，据说是被毒死的，他在大贵族舒伊斯基等人飞扬跋扈的"辅政"中度过童年，17岁时正式登基。在腥风血雨、尔虞我诈的宫廷里长大的伊凡，自幼养成了残忍、狡诈的天性，他喜欢把猫等小动物从克里姆林宫的塔楼顶端摔下来，他放出狼狗活活咬死了自己的保护人安德列·舒伊斯基，而列宾那幅著名的油画《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伊凡》（又译《伊凡杀子》），更是把伊凡那令人恐怖的形象固定在了后人的脑海里。俄国人爱给自己的君王起绰号，如"智者"雅罗斯拉夫、"钱袋"伊凡一世等，而伊凡四世的外号就是"雷帝"。

伊凡雷帝即位之后，不满足于"全罗斯及莫斯科大公"的称号，而模仿古罗马皇帝自称为"沙皇"，从而成为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他在沙皇宝座上30余年间的主要作为，对外就是疯狂的扩张（在成功地占领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西伯利亚地区之后，他为争夺波罗的海而挑起的立沃尼亚战争在持续了25年之后却以失败告终），对内就是残酷的"削藩制"，或译"沙皇特辖制"（опричнина），伊凡四世"改革"的实质，就是削弱大贵族阶层的利益以加强中央集权。

库尔勃斯基正是遭到伊凡四世不断挤压的那个大贵族阶层的典型代表，与伊凡雷帝几乎同龄的他一直是朝廷的一位重量级人物，"重臣拉达"的成员。在俄国的历史中，库尔勃斯基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作为一位俄国王公，他不仅叛逃敌国，后来还领兵攻打过俄国，其行为自然会受到俄罗斯史家们的贬损；另一方面，他一生著述颇丰，除了给伊凡的这三封信外，他还写有大量书信和其他文字，他的《莫斯科大公传》更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史书，作为一位出色的作家和史家，他自然会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占据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

五封书信，奠定俄罗斯文学的自我意识和**基因

伊、库两人君臣之间的一场政治争论，被后代史家视为俄国文学和文化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是因为：首先，他们的书信表现出了鲜明的风格和个性。在这段通信争论展开的时候，俄国文学已经有了好几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但除了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等少数作品外，俄国文学就整体而言似乎还是缺少风格的，而伊、库的书信，尤其是伊凡雷帝的书信，却大胆地表现了作者的自我，表达了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好恶，写作者成了文本的主人和主角，构成了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的一个特例。

其次，是**文学基因的确立。伊、库书信的最大特色，就是其中饱含的**，无论是库尔勃斯基的自我辩白，还是伊凡四世的愤怒驳斥，都洋溢着昂扬的情绪和战斗的精神，这与此前那些冷静、平和的历史---宗教文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库的书信开创了俄国文学中强大的政论传统的先河。

最后，伊、库的书信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也是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里程碑式的文献，其包含、折射出来的文化学意义，更是发人深思的，俄国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东西方取向，第一次通过公开的书面争论

的方式展开了对峙。伊凡在给库尔勃斯基的信中大骂西方："在日耳曼和立陶宛没有基督徒。""我们遭遇的一切坏事情，全都来源于日耳曼人！"而库尔勃斯基却"竭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西方文明的人"，"一位优雅的西方文化的代表"，他不仅在信中标榜其书信的规范，其在道德和修养上的优越，而且还努力向伊凡证明西方相对于俄国的进步。有意无意之间，伊、库两人似乎成了两种文化、两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

君臣论争，成为俄国历史上两种文化取向相互对峙的遥远先声

对于伊、库两人在其书信中提出的思想观点，后人似乎很难判定孰是孰非，因为这中间包含着很大的复杂性。一方面，伊凡四世作为一位顺应历史潮流的有为君主，其作为得到了众多历史学家的认可。另一方面，伊凡四世的改革却往往是以牺牲普通人的权利和社会公正为代价的。再看库尔勃斯基，他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鼓吹，体现出了他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但是，他却是作为一个旧制度的捍卫者来与伊凡四世论争的。保守还是革新，进步还是反动，在伊凡四世和库尔勃斯基身上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他那部著名的《俄国社会思想史》中有过精辟的论述。普列汉诺夫基本同意伊凡四世为"革新者"而库尔勃斯基为"守旧者"的说法，但是他接着写道："伊凡进行的革新，就意味着要彻底清除一切障碍，让莫斯科国家的所有居民全都变成君主的奴隶，完全丧失其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库尔勃斯基，"虽然他毫无疑问是保守的，但他在自己的书信中却表现为一个相当热爱自由的人，并因此而引起了读者的同情"，"虽然他毫无疑问是保守的"，却"没有奴才的情绪"，也就是说，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西方的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而伊凡四世的体制，则被普列汉诺夫定义为"东方意义上的专制政权"。普列汉诺夫在将其与西欧，尤其是法国的君主制度做了比较之后，指出了伊凡四世革新的局限性及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伊凡四世和库尔勃斯基两人似乎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和两种不同的宗教势力，而他们两人的书信争论，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在其发展初期面对东、西两种文化时艰难抉择的一种窘境，同时也构成了俄国文化史上两种不同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长期对峙的内在动力之一。于是，伊、库之争也就可以被视为俄国思想史中，东、西两种文化取向相互对峙的一个遥远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