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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哈拉哈河一役成名（第2页）

他问西蒙诺夫是否认识一个名叫列米诺夫的陆军少校。西蒙诺夫回答不认识。朱可夫评价列米诺夫是"一个好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

朱可夫继续说：

我非常喜欢他，也愿意去看望他。有时候我会在他那里停留一下喝杯茶。有一次，他指挥全团同日军作战，并冲锋在前。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向前冲得太远而越过了界线。日军立即集中兵力朝他包抄过去，他的处境顿时十分危急。我们迅速调集装甲旅从两翼向他靠近，撕开了一个缺口……他才得以撤回。随后，有人就此事向莫斯科告了他一状，说他蓄意越界，应该受到军法审判。但我认为他根本不应该受到追究，我很欣赏他的勇往直前的冲劲。如果一名指挥官在战场上不能前进或后退，不能向左或向右，什么事情也不能决断，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挥官？谁又需要那样的指挥官？我们需要有进取精神的人，所以我向莫斯科提出了反对建议，认为列米诺夫应当受到嘉奖。最终他没有受到军法审判，但也没有受到嘉奖。他死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朱可夫描述了这位英雄的死亡：列米诺夫是一个勇敢的人，但他死得毫无意义。他把观察哨建在一个很糟糕的地方，一个几乎完全暴露的地方。当时他正在打电话，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从耳朵那里打了进去！

朱可夫还提到了另外一名原本可以避免牺牲但最终死得毫无意义的军官。

坦克旅旅长雅科夫列夫是一个勇敢的人，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死得毫无意义。当时，大约３００多名日军突入到我方中心区域附近。敌人并不多，但中心区十分危险。我命令雅科夫列夫击退这伙人。他开始集中步兵发起攻击，自己爬到一辆坦克的车顶上进行指挥。一名日军士兵从背后打来一枪，他当场就牺牲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这样功败垂成，实在令人惋惜。

有人认为，既然哈拉哈河战役最终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战斗中出现重大的人员伤亡也是值得的。但朱可夫却不这样认为，他经常批评那些在战斗中无视士兵生命的做法。

有这样一件事情。６月底，日军步兵和炮兵主力趁着夜幕渡过哈拉哈河抵达西岸，企图围歼当时还在东岸作战的苏蒙联军。当时，朱可夫在附近并没有可以用来阻止日军进攻的步兵或炮兵，只有先头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能够及时赶到。但是，如果没有步兵支援，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单独作战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也不符合当时的军事条令。

尽管如此，朱可夫还是负起全部责任，派出坦克和机械化旅以及一个独立装甲营迎击日军。

"我决定在日军行军途中派出坦克旅对他们发动进攻，"朱可夫说，"我知道没有步兵的支援，装甲部队势必将遭受重大损失，但经过缜密考虑之后，我觉得还是应当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朱可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承认在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苏军坦克旅虽然拥有２００辆左右的坦克，官兵们作战非常勇敢，但是在日军炮兵部队的火力下，全旅损失惨重。他承认"全旅人员伤亡过半，半数坦克被毁，但我们早已预计到将会付出这样的代价"，他还承认支援该坦克旅作战的苏蒙装甲部队"遭受的损失更大。坦克就在我的眼前爆炸起火"。他说，红军在某个战区的３６辆坦克中，有２４辆被摧毁。

朱可夫为这种重大损失辩解道："但是，我们成功地彻底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另一次"形势危急"（朱可夫的原话）是在日军出动主力部队试图围歼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队。当时，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格利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元帅恰好也在朱可夫的指挥部。由于担心东岸的炮兵部队有可能被日军俘虏，库利克要求将炮兵部队撤下来，但却遭到朱可夫的断然拒绝。朱可夫认为，如果把炮兵撤下来，那么桥头堡阵地的一切兵力包括步兵也应当撤下来。他说："我不会让炮兵撇下步兵不管，炮兵是防御的后盾，一旦离去将使步兵陷入绝境。如果那样，我们还不如把所有部队都撤回来。"

总之，朱可夫说，他拒绝执行库利克的命令，而且他就自己的理由向莫斯科作了解释--认为把炮兵从桥头堡阵地撤回来是不恰当的。

"我的意见，"朱可夫说，"最终赢了，库利克当天就被召回了莫斯科。"

朱可夫说，日本人在整个战役期间只有一次大规模地使用了他们的坦克部队。在获悉日军坦克正向前线开来的情报后，朱可夫立即把红军炮兵全部部署在日军坦克唯一可能经过的地区。果然不出所料，当日军坦克集群刚刚出现在射程之内，便遭到了红军炮火的猛烈攻击。朱可夫发现，大约１００辆左右的日军坦克被击毁，仅有一辆坦克掉头逃回，侥幸捡了一条命。

朱可夫事后赞扬了日军的俯冲轰炸机（尽管他们往往是从很高的高度就开始轰炸）和高射炮的出色表现。

后来，当朱可夫指挥抗击纳粹德国的战争时，他已经是一名曾使用机械化部队和航空兵力量取得决战胜利的军事领导人了。西蒙诺夫说，他在战后和朱可夫交谈时，元帅对自己在哈拉哈河战役中的经历记忆犹新。

朱可夫说，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于打赢这场战役似乎胸有成竹，甚至专门把德国、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和武官邀请到战区，让他们观看这场"预料之中"的胜利。

但是，一个新的危险很快出现在了朱可夫的面前。

７月３日拂晓前，蒙古军队的苏联总顾问Ｉ．Ｍ．阿福宁上校到巴彦察干山视察蒙军骑兵第６师的防御情况。在那里，他发现日军已经趁着夜幕渡过哈拉哈河，正向蒙军发起进攻。当时，日军凭借兵力优势，已经占领了巴彦察干山及其邻近地区。蒙军骑兵第６师只好撤退到巴彦察干山西北地区，他们显然无法阻止日军对苏蒙军队主力的侧翼和背后的攻击。

在获悉这一紧急情况后，朱可夫立即调集所有预备队前往巴彦察干山方向迎击敌人。他还调集了１个坦克旅、１个摩托化团、１个装甲旅、１个炮兵营和１个蒙古装甲营，准备进行一场集中进攻，同时还出动了所有可用的飞机参战。

朱可夫说："在当时，我方当务之急就是用飞机和火炮努力钳制住敌人，将其阻止在巴彦察干山，一直坚持到预备队赶到，从而向敌人发起反突击。"为了阻止日军部队继续渡河增援巴彦察干山上的先头部队，红军对渡口地区进行了不间断的轰炸和炮击。山上日军有１万多人，而红军只有１０００来人。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但是，苏军第１１坦克旅的１５０多辆坦克、第７装甲旅的１５４辆装甲车以及装备４５毫米口径火炮的１个蒙古装甲营随后赶到了。

在此情况下，朱可夫认为自己手中的王牌就是装甲坦克部队。考虑到情况万分紧急，朱可夫立即命令它们在行进间对日军发起突击，绝对不能拖延。这是因为，当日军发现红军坦克隆隆开来时，已经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并着手组织对坦克进行轰炸。由于该地区方圆几百公里完全是开阔地带，"甚至连灌木丛也没有"（朱可夫的原话），红军坦克没有任何可隐蔽的物体，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尽管如此，到了７月５日凌晨３时，日军的抵抗最终被红军坦克部队所粉碎，开始全线溃退。

一名日军士兵在日记中记录了７月３日的情景："敌人几十辆坦克突然发起攻击，我们顿时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战马受惊发出阵阵嘶叫，拖着炮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急于突围。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全军上下胆战心惊，士气一落千丈。"

日军开始向渡口仓皇溃退，但他们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苏军坦克会从这里突破，已将其炸毁了。朱可夫写到："我方坦克兵亲眼看见一些日军军官全副武装，一头扎进河里溺水而死。"

最后，日军在巴彦察干山上扔下了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摧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４５架日军飞机被击落，其中包括２０架俯冲轰炸机。

日军重兵集团从巴彦察干山上的溃退以及红军在哈拉哈河东岸的成功防御，极大地鼓舞了苏蒙军队的士气，官兵们相互庆祝这次重大胜利。就在这时，朱可夫却在积极准备于８月２０日之前对日军发起一次总攻。

以朱可夫为首的指挥层认识到，战役战术的突然性是确保这次战役胜败的决定因素。为了隐蔽己方行动，朱可夫等人在制定战役计划的同时，还拟定了一些诱骗计划。譬如：部队的夜间调动须在巨大的嘈杂声响的掩护下进行，尤其是飞机、火炮、迫击炮、机枪和各种枪支产生的声响。各部队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计划制造各种嘈杂声响。

此外，朱可夫还要求执行战场勘查任务的军官必须穿着战士服装，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朱可夫认为这种做法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日军在窃听我们的电话，拦截我们的无线电通信。"

朱可夫介绍说很难弄到情报，这是因为当地没有老百姓，也没有日军逃兵。即使这样，苏军飞机还是提供了一些很不错的有关敌人防御的空中侦察照片。但是，由于日军也采取了包括实体模型在内的各种诱骗手段，朱可夫的参谋班子不得不在使用这些情报资料时谨小慎微，反复核对，以辨别真伪。

但是，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朱可夫却同另一位重要人物--格利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将军的观点产生了严重分歧。施特恩曾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担任过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总军事顾问，当时担任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受上级指派来到哈拉哈河。（他担任的真正角色并不明确，其外交意义要远远大于军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