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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用才篇（第2页）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是说，人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可以整理衣饰看是否得体；把历史当作镜子，可以学到历代王朝兴亡的经验和教训；以他人的事情当作镜子；可以通过他的成功或失败，作自己行为的参考。

公元六四三年魏徵去世，唐太宗很伤心，亲自给他撰写了碑文。他非常怀念魏徵，说：“魏微去世，我失去了良师益友!”公元六四五年（魏徵死后第二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失利。回师后，唐太宗十分感慨地说：“假如魏徵还在我身边，一定会阻止我这么干的!”

因为唐太宗在位时能够纳谏，大臣们都勇于直言不讳。那段时间，唐朝的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唐太宗堪称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唐太宗之知人善用，还体现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当时，唐太宗任用了一批名臣贤相，辅佐他治理国政。房玄龄和杜如晦相互配合，设置政府机构和官员，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同为贞观良相。大臣们有时在唐太宗面前议论政事，唐太宗说：“非杜如晦无法筹划。”但等杜如晦到来之后，唐太宗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谋略。这是因为杜如晦长于决断，房玄龄善于谋划。因此，唐太宗经常是采用房玄龄的谋略、杜如晦的决断。

唐玄宗早年也堪称一代明主，而这与他知人善任也有很大关系。李隆基二十八岁登基，年号“开元”；因为他死后的谥号是“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史书上就称他为“玄宗”；又因庙号中有个“明”字，还称为“明皇”。

李隆基是睿宗的第三个儿子。大哥李成器，曾被武后立为皇太孙。以后中宗即位，被改封为宋王，李隆基平定了韦后与安乐公主，辅助父亲睿宗复位。睿宗在确立东宫皇储时却为难起来，如果按常规来讲，李成器不仅年长，并且是嫡子，还被封过太孙；而李隆基是在保卫李家天下的斗争中立了大功，因此睿宗迟迟难以决定下来。李成器瞧出父亲的心事，便亲自来见父亲，流着泪真诚地表示愿让位给李隆基。大臣们也觉得李成器过于宽厚，不如李隆基精明干练。于是睿宗最后决定立李隆基做太子，两年以后，又逊位（皇帝生前将皇位传给继承人）给他。

睿宗的五个儿子都在危难中长大，因此彼此亲密无间，关系十分友好。李隆基当了皇帝，他更重视兄弟的情谊，也十分感激兄长的让位大德，就在皇宫外边盖了五座王府，每个人一座，以便能就近常常看到兄弟们。

玄宗使皇室内部的宗亲，各安其份，安定祥和。他在外廷之中，也注意选用贤能。唐玄宗登基前看到了太多的政治动**局面，所以他很留心从各方面来巩固他的统治。他登基的第二年就规定：从京城官员中选拔有才识的人去外地做都督、刺史；选外地都督、刺史中政绩卓著的调到朝廷来任职，使他们在才干上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后来就将这种调动形成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公元七一六年，唐玄宗在殿堂亲自复试吏部新委任的县令，将其中能力平庸的四十多人斥退回家。他任命姚崇和宋璟为宰相，这两个人精明强干，把国政处理得井然有序。人们将他俩与太宗时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相提并论，说“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并把玄宗在开元时期这二十多年，比喻为太宗“贞观之治”时期，称之为“开元之治”。

姚崇曾经在睿宗时担任兵部尚书，因为触怒了太平公主，被贬为同州刺史。唐玄宗知道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就把他召回朝中。

姚崇奉召来见玄宗，唐玄宗正在猎场打猎。玄宗问他：“你打过猎吗?”姚崇说：“臣年轻的时候，经常射鹿搏豕，以后才读书。如今虽然上了几岁年纪，骑马射箭也还能对付。”玄宗让他一起打猎。姚崇猎获不少，玄宗十分高兴，请他到行宫谈论天下形势。姚崇以古喻今，把国中大事讲得十分透彻。唐玄宗听得津津有味，连吃饭都忘记了。

唐玄宗对姚崇说：“我早知道你满腹经略，请您来当我的宰相吧!”姚崇辞谢不干，唐玄宗很纳闷，问他为何缘故。姚崇跪下奏道：“臣有十项条件，恐怕陛下未必接受，所以不敢受命，恐怕辜负君恩。”唐玄宗说：“你说说看，是哪十项条件?”姚崇说：“首先，以仁义为本，不能只用刑罚；第二，十年之内，不要主动在边境作战；第三，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第四，皇亲国戚不得担任机要职务；第五，无论什么人，犯了法全要受罚；第六，取消国家租税以外的一切苛捐杂税；第七，禁止营造佛寺；第八，对待臣子要有礼；第九，大臣对朝政可以提出批评建议；第十，严禁外戚（皇帝母亲或妻子的亲属）干预朝政。这十项条件，陛下能接受吗?”唐玄宗十分恳切地说：“这十项条件至关紧要，我都接受，你可以放心。”姚崇立刻叩头谢恩，表示同意接受任命。

姚崇做了宰相以后，没有辜负玄宗对他的信任，治理国家政绩突出。

有二回，姚崇为几个低级官员提升的事去请示玄宗。他连报三次，玄宗却抬头看着殿顶上的彩画，不理睬他，姚崇只得退出。玄宗的近侍太监高力士说：“陛下登基不久，宰相来议事，应该当面明确指示，不知为何冷落姚崇?”玄宗说：“朕任命姚崇任宰相，如果是国家大事，自应来奏闻和朕共议；像郎吏这类官吏的升迁，他决定就可以了，为什么又要麻烦朕呢!”高力士将这话转达给姚崇。姚崇为遇到这样一位贤君十分高兴。

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因为霸占百姓的财物，侵吞民田，被御史检举到朝中。王仙童自恃是王亲，想通过李业这层关系，请玄宗赦免其罪。玄宗令姚崇办理。姚崇对玄宗说：“王仙童触犯法律铁证如山，御史所奏的都是事实，不可以赦免。”唐玄宗同意姚崇的看法，依法惩治了王仙童，打击了那些目无法犯的豪强贵族，令他们不得不规规矩矩。

自中宗以来，达官贵族纷纷修建佛寺；豪门富户借机利用出家当和尚的名义，逃赋避税。如此一来，百姓的负担就加重了，政府的收入也减少了。为了削弱中宗以来形成的地主寺院势力，姚崇提出裁减僧尼、不得新建和养活原有寺院的措施。唐玄宗非常赞同，下诏勒令三万多和尚尼姑还了俗，并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交往，停止营建寺院。

公元七一六年，山东发生蝗灾。蝗虫多得无可计数，飞起来掩天遮日，落下来遮满田野，把田里的庄稼吃得干干净净。地方上的官吏说：“蝗虫是神虫不可捕杀。”老百姓吓得束手无策，只得烧香祈求上天开恩。姚崇收到报告，下令各地官吏带领百姓灭蝗。他还提出灭蝗的具体方案，派御史去各处督促灭蝗。有个叫倪若水的地方官，抗拒御史的督促，不带领百姓灭蝗，反写了奏章给唐玄宗，说：“蝗虫是上天的惩罚，不是人力可以灭除的。皇上应该多办有德行的事，只有感动上天，上天才把蝗虫收回去。”姚崇见了倪若水的奏章很生气，便给倪若水回了封信。信上说：“若是多做有德行的事便能解除蝗灾，那么你管辖的地方蝗灾那么严重，能说你是个有德行的人吗?你眼见庄稼叫蝗虫吃掉，居然忍心不救，将来酿成饥荒，你如何处置?”倪若水收到信后，再也不敢抗拒命令，时间不长，他就带领百姓灭了十四万只蝗虫。

各地消灭蝗虫的数目报到京城里，有个叫卢怀慎的官员对姚崇说：“外边的人全议论纷纷，说蝗虫灭得太多了，恐要得罪上天，您还是想想后果吧!”姚崇回答说：“蝗灾闹得这样厉害，百姓四处逃荒，能坐视不管吗?倘若这样做会招致灾祸，我个人承担，不连累别人。”由于姚崇积极采取有效的灭蝗措施，这一年山东才没有发生大灾荒。

姚崇不怕得罪有权势的人，不逃避责任，深得唐玄宗的信任。有一天，姚崇问一位叫齐浣的官员说：“我当宰相，能够和古代什么人相比?”齐浣说：“您虽然还不及管仲、晏子那样的古代名相，但也应算得上救时宰相了。”

唐玄宗执政时期，与姚崇齐名的贤相，还有宋璟、张九龄等，他们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唐朝自贞观初年至开元末年，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呈现了空前繁荣的盛世景象，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一个小县城也拥有近万户人家。全国的户口比建国初增加了四倍，无论国库或私人的粮仓里全装满了粮食。全国各地秩序井然，治安良好，道路上也没有强盗。唐朝在当时成了亚洲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

曾国藩所说的“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潘鼎新最早是投靠曾国藩的，曾国藩认为潘鼎新这个人才自己不适用，但是他没有埋没了他，把他推荐给了左宗棠，使他的才能得到了发挥。

有一天曾国藩处理完公务后，正想去写日记，忽见一个戈什哈呈上一个手本，下面写着“附生潘鼎新”五个小字。便问戈什哈道：“他有荐书没有?”

戈什哈答道：“沐恩曾经问过他。他不言，沐恩不敢多去盘问，恐违大人的军令，因此报了进来。”

曾国藩捻须微笑道：“对啰对啰。现在人才难得。既是有人指名见我，必有一点儿学问，万万不可埋没人家来意。”

曾国藩说到此处，把手一挥道：“请到花厅相见。”

及至走到花厅，一见那个潘鼎新的装束，几乎笑了出来。你道为何?

原来潘鼎新所穿的一件破旧府绸四方马褂，长得盖过膝盖。内穿一件老蓝竹布的长衫，却又极短。远远望去，兀像穿着袍套一般；再加上那顶瓜皮小帽，帽上一颗红线结子，已经成为黄色；一双布鞋，底厚二寸有余。一种村学究食古不化的模样，委实有些万难。

当下曾国藩先自暗忖道：“如此一位学究，怎好来此投军?但既远道前来找我，不能不以礼接待。”想到此处，他便去向着潘鼎新将手一伸道：“请升炕。”

那个潘鼎新，一见曾国藩请他升炕，忙把腰骨一挺，双手一垂，朗声答道：“老帅位极将相，潘某怎敢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