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张岱痛骂朱由崧,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又说:“弘光痴如刘禅,**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
但将全部责任怪在朱由崧身上,显然并不准确。
张岱是绍兴望族,其曾祖父是隆庆五年(1571年)的状元。1644年国变以前,张岱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一直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反正家中有钱,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正如复社的大多数公子们一样。
1645年,清军南下,占领了浙江,张岱迅速放弃了所有享乐,跑到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但不久后鲁王政权灭亡。张岱不肯剃发当清朝的子民,于是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漂亮的书斋和各种各样的稀世古玩,披发入山,从此变成了野人,在所著的《陶庵梦忆》自序中说,“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张岱归隐山林后,花费极大的心力,编撰了一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大抵是要以史为鉴,正如黄宗羲所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张岱这种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无疑是一种悔恨之情的表现,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不仅仅张岱,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当时的名画家陈洪绶甚至在明亡之后更改名为“悔迟”,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那段历史。
南京作为朱元璋开国之地、明朝两京之一,自从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有的人把它看成复兴的中心,有的人则把它视作苟且偷安之所,仅仅一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沦陷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道:“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江山依旧,人物全非,寄托了几分悲愤、无限哀思。
但并非所有的汉人都甘心投降,一些汉人卑怯归顺,也激起了另外一些汉人更强烈的抵抗。
一首叫做《赭山》的诗写道:
阮与马共天下,
偏地职方司漫天。
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
黄旗紫盖渡江去,
赭山高兮无极,
烈火烧空兮焦石,
烛龙无光不照地,
猩猩怒嗥向人立。
我纵言之复何益,
主失势兮恩为仇,
客操柄兮羊化彪。
这首诗的作者潘柽章和吴炎于1663年(康熙二年)六月被杀,他们被杀的原因就是那场著名的文字狱——庄氏史案(即金庸小说《鹿鼎记》中提及的“明史”一案),这两人帮助过浙江湖州庄廷栊修《明史辑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1644年,江南自杀的现象非常多,因为这里是文人们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经有几百名当地的文士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各种形式殉节。然而,更多的人没有选择死亡,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矛盾的心理很难以一言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