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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要把自己的把柄给别人（第1页）

1。不要把自己的把柄给别人

人们最早知道司马光这个人，大概是因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人们欣赏他的，大概就是他的机智与随机应变。实际上，司马光在官场的生存之道也值得我们欣赏借鉴。

司马光，字君实，自称齐物子，号迂夫，晚年号于叟，世称涑水先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著作的《资治通鉴》一书曾被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可见其价值之高。

司马光少年时，是个活泼机灵有胆有识的孩子。一次，他和几个小伙伴在院子游戏，一个孩子登上一口盛满水的大瓮玩，忽然失足跌进瓮中，别的孩子看见，吓得纷纷逃走，唯有司马光急中生智，“持石击瓮，破之，水进，儿得活。”这件事，很快在开封和洛阳一带流传开了，画家将它绘成《小儿击瓮图》。九百余年以来，这一故事久传不哀，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年仅20岁的司马光中了进士甲科，被授以奉礼郎，改任华州（今陕西华县）、苏州（今属江苏）判官。至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皇祐元年（1049年），庞籍为枢密副使，力荐司马光试用馆阁校勘，同知礼院。三年，宋仁宗的老师夏竦死了，仁宗亲自给予“文正”的谥号。但夏竦平时心术不正，常在同僚之间拨弄是非，且生活腐化，不得人心。仁宗知道按照正常程序夏竦是不可能得到“文正”这个“至美”之词的。当夏竦的谥号颁布下来，满朝文武大臣议论纷纷。司马光不避斧钺，两次上奏《讼夏令公谥状》，言词十分激烈。仁宗无奈，只好接受司马光等人的意见，改谥“文庄”。这件事，当时的人们对司马光评价很高，司马光因此获得不虚美、不隐恶的美名。

皇祐五年七月，庞籍先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并州（今山西太原）知州，司马光以通判作为副手赴任。嘉祐二年（1057年）因麟州屈野河西筑保为西夏兵所败，庞籍被贬为青州（今山东淄博）知州。但是，庞籍把司马光参与此事的信件和材料隐匿起来，由他一人承担责任。六月，司马光被调回京，改任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当他听到群僚对麟州事件议论纷纷，指责庞籍时，他百般解释无济于事，于是一连“三上书自引咎”，要求“独治臣罪，以正典刑”。他不文过饰非，争着承担责任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他始终以清正廉洁之身立于官场不授人以柄才是明智之举。

嘉祐三年，司马光任开封府推官。京城皇亲国戚、势官大姓、豪强奸猾错杂其间，是有名的难治的地方。他不徇私情，秉公办事，抑恶扬善，一府安然。

嘉祐六年三月，司马光调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他荐贤才，击奸邪。当时苏辙回答问题很大胆直率，考官胡宿怕惹出事来，便将他黜之。司马光说：“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最后苏辙被置之末级，总算未被黜落。慧眼独识，善于荐才的司马光，曾将自己举荐的朝士的名字写成一册，在卷首题“举贤才”。后人对其逐个考证，“失之者十不一二”。当时朝纲颠倒，贤人君子雄才难展，奸邪佞幸恣行其志。针对此弊，司马光于嘉祐六年上《十二等分职任差遣札子》，提出了八条建议：（1）分十二等任职差遣，上等缺员，在次等中择优递补。（2）以现有官员为定额，不可复增。（3）随才授任，政绩卓著者，虽未满职，也可“改官益禄，赏赐奖谕”，不称职者，降职或废除：“有罪者，贬窜刑诛。”（4）选拔官吏，不论资排辈。（5）分等级选任官吏。（6）地方官升任京官，要根据政绩或荐举人数的多少。（7）依靠恩荫得京官，必须历县主簿、尉，不得直接任命。（8）凡贪虐不公，不称职者，永远不得复旧等差遣；如无贪赃，五年后，有五人以上举荐，方可复旧等差遣。这些建议，宋仁宗虽未尽取，但任官要长久，凭政绩升迁的思想被采纳了。

嘉祐七年三月，朝廷任命司马光为知制诰《正四品》。这是“文士之高选，儒林之极致”，是士大夫求之难得的清要职位。然而，他却一连上了九道辞呈，终于在五月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任知谏院。待制是从四品，比知制诰降了半格，可他却十分高兴。

司马光作为一位政治家，也十分关心经济问题。他在嘉祐七年七月所上的《论财利疏》中说：“在随才用人而久任之，在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在减损浮冗而省用之。”这三句话，集中概括了司马光的经济改革思想。所谓“随才用人而久任之”，意思是说，用人用其所长，管钱谷之事，要任用懂钱谷之人，不必讲究出身资历；让他们在此岗位上工作较长时间，使之成为理财行家，然后逐级提拔；提高三司使的政治地位，使之与中书、枢密并列。所谓“养其本原徐取之”，他解释说：“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反对竭泽而渔。所谓“减损浮冗而省用之”，是针对当时崇尚奢侈而说的。他指出：皇帝及其左右的人浪费惊人，宫廷赏赐十倍于前。“夫府库者，聚天下之财以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欲也。”地方官吏贿赂公行，“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百姓的财产“太半尽于史家”。根据上述弊端，指出：要节约开支，必须“先由近始”。皇帝首先要带头，对宗室、外戚、后宫内臣以及外廷大臣的“俸给赐予，皆循祖宗旧制”。有非分求取者，“一皆塞绝，分毫勿许”，“致以奢丽之物夸眩相高及贡献赂遗以求悦媚者，亦明治其罪。”然后任用廉吏，诛斥贪残，不禄无功，不食无用之人。他还建议宰相应当总领经济。

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卒，英宗赵曙即位。由于英宗体弱多病，曹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上疏力主重用忠臣贤士，剔除奸恶。他指出：“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英宗亲政，为了收买人心，把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遍赐两府、宗室、近臣及将领。司马光率领同僚三上奏章说，国有大忧，内外窘乏，不应将如此多的钱财赏赐群臣。当朝廷不准其请时，他将自己“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遗舅氏，义不藏于家。”

司马光凡看到违法背理的事就谏诤，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谏官，曹太后之弟曹佾“无功除使相”，他说：“迁除无名。”治平三年七月，宦官头子任守忠升官，他上疏议奏任守忠是“大奸”，是“国之大贼，人之巨蠹”。“资性贪婪，老而益甚，盗窃官物，受纳货赂，金帛珍玩，溢于私家，第宅产业，甲于京师。聚敛之心，曾无纪极。”“乞斩于都市，认谢天下。”结果，任守忠被贬为节度副使，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西北）安置。终英宗朝，司马光“皆尽言无所隐讳”。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卒，神宗赵顼即位，司马光被擢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以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司马光与王安石意见不合。司马光老成持重，处事谨慎；王安石雷厉风行，急于事功。随着变法的深入和推广，新法中也出现了不少弊端，两人的矛盾日渐尖锐对立，终于由好友变成了政敌。司马光认为新法严重脱离实际，尤其在新法执行中，官吏做坏事，失去惠国利民之意。因而司马光坚决反对新法。

神宗皇帝既用王安石变法，又欲用司马光为主管军事的枢密副使。司马光不肯就职。从熙宁三年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一连上了六道奏折，坚辞枢密副使。是年八月，司马光请求到外地当一名地方官或散官。九月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次年四月，又出判西京留守御史台。从此，居洛阳十五年，专心撰写《资治通鉴》，“绝口不论事”。然而，“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神宗卒，不满十岁的哲宗赵煦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当司马光前往皇宫致哀时，“所至，民遮道聚观，至马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当司马光拜谒当时的宰相时，“市人登楼骑屋窥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欲识者司马相公之风彩耳!”呵叱不退，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由此可见司马光在当时是如何地深得人心。

司马光一生，官不可谓不高，禄不可谓不厚。然其“于物澹然无所好”。他虽为官近五十年，可“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自己“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平素“家居食不敢常有肉，夜不敢纯有帛”。“所居才能避风雨”。他在《训俭示康》中说：“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他的儿子司马康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生“为人廉洁，口不言财”。司马光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堪称一代廉士，为人所景仰。

[点评]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尽管司马光并未曾遭遇改朝换代，但也是几易其主。可他仍能纵横官场，其生存之道便是自始至终都光明磊落，不留人以口实，不授人以柄，以清正廉洁之身立于官场。